“公共卫生与防备医学，并不是一回事。但实际中，很多人却将二者相提并论。”近来，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博雅教授李立明在第二届我国群医学及公共卫生大会上介绍，防备医学是医学的领域，包含基础医学、临床医学、防备医学、砍伐医学和自我保健医学；而公共卫生是科学的领域，不只包含防备医学、保健学，还包含卫生经济学、工程学、卫生法学、公共办理、数据科学以及人口动力学等许多学科。

  李立明介绍，公共卫生，也叫大众健康、集体健康，是政府和社会为保护和促进大众健康所采纳的社会性、集体性战略与办法，是社会、心思、生物医学模式基础上的卫生实践。“它是一个联系大卫生、大健康的大学科。”

  “公共卫生包含四个内在——疾病防备、健康保护、健康促进和公共安全。”李立明指出，疾病防备依照国际卫生安排的界说首要重视防备3组病：榜首组是流行症、养分缺少性疾病和孕产期疾病，第二组是以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呼吸系统疾病、代谢病为代表的缓慢非感染性疾病，第三组便是由交通事故、溺水、自杀等构成的损伤。

  健康保护包含五大卫生，即当年从苏联引入的环境卫生、食物卫生、作业卫生、校园卫生和放射卫生，并根据人口动力学的概念重视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保健服务。

  健康促进的核心思念是全社会发动、全民参加、多部分协作、群防群控、联防联控，发明一个促进和保护健康的环境。“这是1952年我国展开爱国卫生运动的核心思念，1985年被国际卫生安排引证，成为了健康促进的核心思念。”李立明说。

  公共安全包含对新发、突发流行症和严峻疫情的防控救治，对食源性疾病、环境露出风险事情、食药品安全事情等突发公共卫生事情的应急处置，以及对各种自然灾害和损伤事情的防备和应急处置。

  “整体而言，公共卫生是健康的柱石，需多学科支撑、依据同享，以社会学为理论基础，重视卫生公平性、卫生方针、环境影响，并在政府的主导和法令和法规的保证下构成公共方针，以追求长时间的底子性的健康收益。”李立明表明，狭义的公共卫生，即防备医学，旨在处理疾病的防备操控问题，以生物学和行为学为理论基础，以流行病学为支撑学科，重视疾病的风险要素，以高危人群战略和全人群战略为首要防治战略，收益体现在疾病、卫生问题的改进。

  “实际上，公共卫生在我国有着悠长的前史。中医早有‘上医不治已病治未病’之说，20世纪曾经，我国就对中华文明的传统公共卫生进行了探究。上世纪30年代，我国公共卫生之父陈志潜先生在河北定县（现河北省定州市）展开的前期公共卫生实践还创立了县村庄三级防备保健网，展开环境改进、养分改进、妇幼卫生、免疫接种等作业，使我国初级卫生保健系统初具雏形。”李立明说。

  新我国树立后，我国施行了一系列公共卫生行动。1953年，全国各省份、地市和县全面树立卫生防疫站；1953—1963年，我国先后树立了寄生虫病、地方病、血吸虫病、性病、麻风病、疟疾、结核等专病防治所（院）；1973年，原卫生部颁布榜首个《全国卫生防疫站作业条例》；1982年，原卫生部决议树立我国防备医学中心；1997年，上海率先在全国树立了上海市疾病防备操控中心和上海市卫生监督所。“疾控和监督分隔，标志着我国疾病防备操控系统开端了纵深化改革。”

  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公共卫生建造方面继续发力。“2002年，我国疾病防备操控中心和我国卫生监督中心树立，标志着我国中心、省、地市、县四级疾控系统的构成，再加上县村庄三级防备保健网，我国构成了完好的疾病防备和公共卫生服务系统。”李立明说。

  2009年，我国启动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展开了国家底子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因而这一年也被称为“医改元年”。

  “2019年新冠疫情爆发，这是新我国树立以来传达速度最快、感染规模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情，是对国家办理系统办理才能的一次大考，是对SARS后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系统的一次大考，也是对新发严峻流行症疫情防控救治才能的一次大考，更是对我国教育、科技和人才培养的一次大考。”李立明表明，针对我国公共卫生短板，为重塑公共卫生系统，中心作出了树立国家疾控局的严峻决议。

  2021年5月13日，国家疾病防备操控局正式挂牌。李立明表明：“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我国疾控安排的功能从单纯的防备操控疾病向全面保护和促进全人群健康改动，新安排功能更独立、权限更大，有助于整合资源，进步功率，对我国更好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情，安排调集全员力气进行疾病防控和展开防备作业具有严峻意义，也标志着公共卫生技能和办理双轮驱动的我国疾控防备新系统的构成。”

  新我国树立75年来，我国公共卫生建造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众健康情况发生底子改动。李立明表明，但我国仍面对一些问题和应战。

  榜首，流行症的健康要挟不容忽视，肝炎、结核和艾滋病依然要挟人类健康。2020年末约有105万人带着艾滋病病毒，艾滋病防治仍面对新病毒亚型、耐药性、传达网络改动、医治掩盖缺口等难题。

  第二，缓慢病疾病负担沉重。调研显现，我国因心脑血管病、癌症、糖尿病和缓慢呼吸系统疾病逝世的人数超越逝世总人数的3/4，对慢病风险要素如烟酒、不合理膳食、缺少体育锻炼、超重肥壮、高血压等的操控不容乐观。

  第三，日益严峻的精力健康问题。大约每6个人中就有1个人一生中罹患过精力妨碍，其间以焦虑和郁闷妨碍为首要类型。而精力妨碍成因杂乱，给防治带来了严峻的应战。

  第四，损伤防护问题。李立明首要提及了三点：部分路途安全立法没有构成最佳实践，路途救援急需改进；老年人跌倒缺少有用防护干涉，并且跟着老龄化年代的到来，跌倒问题会益发严峻；我国儿童溺水逝世人数全球最高，但溺水缺少立法履行保护办法。

  第五，环境健康问题。“大气、土壤、水、重金属、化学物质等露出都会影响人群的健康。但咱们今日重视环境问题不只仅重视这些，还要重视大气温度上升、路途交互与通行规划、城市规划建造，重视比如公共场所严禁吸烟的支撑性方针环境，以及构成社会性逝世、网络暴力的信息环境，这一些都会对社会和个人发生巨大的影响。”李立明说。

  此外，他还提及了食物与药品的质量安全问题，以及早产、出世缺点、视力不良、超重肥壮、养分不良等儿童青少年健康问题，意外损伤、作业相关疾病等劳动人口健康问题，以及老龄化共病问题等。

  2015年，联合国通过了《2030年可继续发展议程》，并提出了17个可继续发展方针。关于我国的履行情况，李立明表明，在2023年联合国的总结报告中，我国可继续发展方针指数得分为72分，在190多个成员国中排名第63位。而这与我国国际第二大经济体的身份并不相适应。

  “详细到这17个方针，咱们只完成了2个，还有5个面对应战，7个面对严峻应战，3个面对严峻应战，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咱们间隔完成2030年的方针还有必定距离，大众健康和公共安全仍负重致远，还需各位公共卫生同仁齐心协力，共克难关。”李立明最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