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康复驿站，工作人员在进行消杀。当日，最后一批共102名康复隔离人员结束了隔离观察。至此，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康复驿站正式完成历史使命，在对相关区域完成专业消杀之后，准备恢复原有功能。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迪/摄

  新冠疫情发生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疾控中心青年突击队队长岑平，于2月11日和多名同事赴湖北十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到达十堰后，为了做好每个病例的流调分析，并把工作建议及时反馈给现场流调人员，她常常通宵工作，只为了跟时间赛跑；得知十堰市血库告急的消息，她到采血点捐献了300毫升血液。岑平的事迹被诸多媒体关注后，这个80后疾控人更加感到自己工作的责任和价值。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疫情，不少80后、90后的年轻公共卫生工作者在一线担起防病控疫，守护健康的重任。与此同时，也有人道出对这一行业的隐忧：我国公共卫生人才数量不足，特别是缺少高水平、高层次的技术人才。对于一线青年公卫人（从事公共卫生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来说，收入低、存在感低、地位低的“三低”困境成为影响他们发展的瓶颈。

  也有不少专家对公卫行业的发展前途持乐观态度，兰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王俊玲表示，此次疫情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更加凸显了公共卫生在推进新时代大健康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对于加大公卫的建设投入，促进公卫行业向好发展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出生于1981年的马庆华是苏州市相城区第三人民医院（相城区渭塘镇卫生院）副院长，公共卫生副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自2005年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及管理工作。他和记者说，即便拥有副高职称，并承担一定教学任务，自己的月薪也不足1万元。而同医院预保科刚刚入职的本科生，年薪仅在5万元左右。

  “即便深知乡镇（社区）一级对公卫人才的渴求，但作为个人，我希望这些年轻人能飞走，拥有更好的前途。”马庆华有些无奈。

  就职于苏州某三甲医院感染管理科（以下简称“院感科”）的90后公卫医师姚敏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自己入职4年，平均月薪仅有4000元左右，不足临床一半甚至1/3的收入。

  3月25日至3月29日，由“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控人”微信公众号发起的“疾控人疫情补助发放情况调查”共收到来自31个省（区、市）的5127份有效回复。受访者中，有5030人参与疫情防控工作，承担着流行病学调查、样本采集、实验室检测、现场消杀、报告撰写及疫情数据管理、密切接触者追踪管理、以及防控指导、隔离监管、健康宣教等工作。疫情发生以来，平均加班的工作日累计天数约为42天。其中，3902人所在辖区有确定诊出的病例。但截至3月29日20时， 有4754人、92.7%的收房的人说没获得工作补助。

  “疫情期间，没有人当逃兵，但如果相关情况没有正真获得改善，疫情之后，疾控人才流失的现状或许会加剧。”公号运营者、90后公卫医师年云鹏道出自己的担忧。

  2018年从武汉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与卫生统计学专业硕士毕业后，年云鹏来到陕西省疾控中心工作。他还记得，入职第一天，部门领导就给同批次进入单位的8名小年轻打起“预防针”，想让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再选择投身这一行业，“因为之前走的人不少”。

  上班第一周，还是有1名同事打起“退堂鼓”，觉得工资太低，也不想在单位每天做研究生阶段已经做腻了的实验。出生于大西北的年云鹏珍惜这份事业单位的工作，但收入同样让他有点困惑。“交完房租根本存不下钱，更别提买房。”

  湖南女孩杨柳（化名）曾在当地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共卫生办公室（以下简称“公卫办”）工作，入职3个月后跳槽至一家药企担任医药代表。她表示，在公卫办试用期间的月薪只有2500元，转正后是3000元，没有绩效、没有提成。“作为重点大学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的学生，这样的工资收入让人脸红”。

  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的身份，或是导致公卫领域，薪酬待遇较低的根本原因。依照国家相关规定，公益一类事业单位面向社会提供基本公益服务；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宗旨、职能任务和服务规范由国家确定，不从事经营活动。

  当前，部分单位开展绩效改革相关工作，以期合理分配和使用人力、物力、财力资源。

  “但大多考核指标、任务分解表都不太符合基层实际，是本着平均主义思想的绩效管理，以致‘干多’等于‘干少’。”一位公卫专业的高校教师和记者说，据她观察，在一些发达省份，推行绩效管理之后，公卫从业者的收入待遇反而变差了。

  已从某省疾控中心离职的冯晶晶（化名）和记者说，2017年，因为单位体制改革，二类疫苗不创收、工资中少了一些款项，月薪降了2000元，单位一下有七八名同事离职。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健康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秋霖在《小康》杂志撰文指出，2018年财政给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的补贴，占医疗卫生机构补贴总量的比重仅为20.5%，相比2010年的23.73%还会降低。尽管2019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达到69元，是2009年15元的4倍多，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得到的财政补贴，2018年是2010年的3.14倍。但另一方面，新医改以来更多政府投入投向医疗保障，公共卫生的增量相对不大。

  在“疾控人疫情补助发放情况调查”问卷的开放问答中，共有3138人写下自己参与疾控工作的感受。这些带有个人情绪的句子，从侧面反映了公卫从业者不被重视的实际情况。

  1月下旬，有关新冠疫情的报道逐日增加。此时，某媒体的一篇公开报道戳痛了年云鹏的心。“报道写了一家医院医护人员的工作内容，但事实上这些是疾控部门承担的。”年云鹏决定做些什么，为疾控人发声。

  说干就干，在几名同学、业界老师的帮助下，“CDC疾控人”很快开通。第一篇公开推文讲述了除夕之夜，年云鹏和同事奔赴某传染病医院，开展流调工作的亲身经历。随后，他更是一遍遍科普疾控中心的工作内容，向冲锋在疫情一线，默默无闻的疾控人致敬。

  这也是让姚敏感到委屈的一个地方。在此次疫情中，她所在院感科负责改进建筑布局、工作流程，合理划分污染区、缓冲区和相对洁净区，指导临床40余个病区设置隔离病房，还要紧急修订各类应急预案和工作制度。此外，承担针对全院各级各类2000余员工的培训工作，通过授课、网络课件学习和现场演示指导等方式，让大家学会个人防护用品穿脱、强化环境清洁消毒、手卫生和人员管理相关知识。“几乎每天深入临床一线指导临床的感染防控工作，确保医院的工作人员零感染和患者之间不发生交叉感染。”

  在平时，院感科也承担了许多“无形”的工作。然而，社会大众眼中，这些付出似乎都未曾发生。姚敏和记者说，疫情还没结束，一篇十万加的自媒体“爆文”，就将院感科人员纳入医院“领导”行业，质疑其补助领取资格，认为“控感科，只是布置布置任务，发发文件而已”。

  上海市长宁区疾控中心医生许安阳对此感同身受。她所在的工作小组是应急小分队，由各个部门抽调的人员组成，主要负责收集样本，如痰液、血液、鼻咽拭子等；对疑似病例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摸排病例活动轨迹和密切接触者，以便开展下一步的消杀工作和隔离管理等，及时切断传播途径。平时，许安阳所在的疾控中心也会处理一些小型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在进博会等大型活动期间，承担一些医疗保障工作。

  “但对这些，国人都不太熟悉。”许安阳认为，疾控部门的“存在感低”和群众接触少有关。“疾控没改革前叫防疫站，那时候负责打各种幼儿疫苗、狂犬疫苗，办健康证什么的，跟群众接触得比较多；改革以后，这些业务都下放到社区或者别的单位了，疾控就没什么跟百姓打交道的业务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虚无缥缈的‘有关部门’。”

  甘肃省陇南市某村80后村医王超也和记者说，自己工作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健康普查、慢性病随访、防疫接种工作，但很多村民健康意识落后，不把防病当回事。而自己是学习中医的，并非公卫专业科班出身，致使服务效果有限，预防为主的工作方针难以得到一定效果落实。

  待遇差、不被社会关注，只是这些80后、90后年轻公卫从业者感到“憋屈”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医疗体系建设中，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长期处在“从属”地位，没有处方权无法正常执业、发展空间局限、行政氛围浓厚……

  “以‘预防为主’，以‘基层为重点’一直是各项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仅仅停留在决策者的意识中，并没有转化为实质性的政策体系。再加上医疗机构（包括部分社区医院）都以服务创收成为首选策略，往往不重视公共卫生人员及其职能。”作为苏州市相城区渭塘镇引进的区域内第一个预防医学本科生，参加工作的10多年间，马庆华深切感受到了基层公卫医师工资低、地位低所带来的“尴尬”。

  马庆华和记者说，大多地区，社区（乡镇）医院公共卫生人员人力不够，不少公卫医师需要同时兼任传防、免疫、慢病、预防接种等多项工作，但其参与社区健康治理，制定促进健康的行政手段，管理和指导医院、学校及企业和事业单位做好公共卫生工作的督导管理职能却没有正真获得重视；包括公共卫生医师前去监督协调临床科室时，也经常不被理睬。

  “去学校开办相关讲座，大都是与校医接触；去村子调研，只有村医可提供帮助；去企业宣传健康知识，更是不被搭理。”马庆华说，有时，为了让工作更加扎实，他不得不动用私人关系，请一些行政部门领导提前“打招呼”。

  “在一些领导的观念中，除了临床治疗之外，其余的工作都是公共卫生人员承担，造成医防职能不清，因此导致全社会认为乡镇（社区）公共卫生工作是打杂的后勤人员，甚至一些无医学背景的人员也进入乡镇（社区）公共卫生医师行列。”马庆华说。

  然而，相比于一些更加偏远的地区，江苏地区的公卫工作已经遥遥领先。马庆华说，2017年，他曾在贵州省石阡县进行医疗援助，发现受地理位置、环境影响，这里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面临更多问题，“经费有限、人员有限，困难更多，压力更大。”

  马庆华坦言，每一个乡镇都有一个动物防疫部门，还是一个独立的机构行使着行政和技术于一体的功能，而一个人群防疫站在一个乡镇只是一个卫生院的科室，不能给予一定的地位去行驶公共卫生权力，职能是一个技术科室的功能，很难发挥社区公共卫生的权力，协调沟通指挥指导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受限，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挫伤了社区公共卫生人员的积极性。

  在此次疫情处置中，年云鹏认为，从疫情发现报告、流行病学调查、防控措施的提出与实施，均未让疾控机构发挥主导作用。这与疾控机构作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各类法律、法规明确其机构职能定位是技术指导支撑，没有行政管理和独立决策权有关。

  “比如疫情的网络直报系统的作用仅为内部参考，对外公布和各级决策部门使用的数据均为卫健行政部门另设一套电话和表格报告系统，浪费大量的行政和防治资源，导致疾控机构的定位和大众对它的要求不匹配，它的权力和它的职责不匹配。”年云鹏说。

  就职于浙江某区级疾控中心医师周展豪（化名）对此也有同感，他回忆在一次疾控部门的内部视频会议上，某省疾控部门领导向上级提问：我们的职能范围到底是什么？哪些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哪些是不需要做的？当时领导被问蒙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回答不了，因为疾控中心无权拍板，需要跟卫健委商量。“区疾控、市疾控、省疾控都被各自卫健委管着，但是卫健委的领导很多不是学这块的。”

  马庆华直言，在此次疫情的社区防控中，乡镇公共卫生医师理应属于乡镇（社区）一级防控专家，但在讨论会议和决策制定上，没有话语权。而在制定政策上，地方部分领导缺少公共卫生应急处置知识和能力，缺乏大卫生观念和公共卫生专业意识，决策制定上偏于政治保守，不遵循科学治理。还有些地方干部包括医院领导层公共卫生概念模糊，应急指挥能力缺乏，以至管理方向把控有点偏移，不利于疫情防控“时间窗”的争取。

  为此，马庆华提出重温公共卫生涵义、重定公共卫生职能、重树公共卫生地位的策略，建议公共卫生经费向基层倾斜，编制乡镇独立公共卫生机构，行使行政监督和业务指导职能，让全科医生真正意义上参与公卫工作，加大宣传教育、改变公众认知。“只有这样，才能更高效地搭建社区防控的第一道防线。”马庆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