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南宁７月１１日电（记者 潘强）时值世界人口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数据称，目前我国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共有１１００多万对，截至５月３１日，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共有２７．１６万对，占总量不到３％。

  记者了解到，目前，全国除西藏、新疆外的２９个省、区、市已依法启动实施单独两孩政策。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牵头组织的一项样本数近万人的调查显示，约有８０％的家庭希望生育两个孩子，符合“单独”二胎政策的夫妇中大约６０％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

  广西南宁的潘文峰生于上世纪７０年代，是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自去年“单独二胎”政策实施后，合乎条件的他已经决定生二胎，他认为这样做才能够缓解“童年危机”，减轻孩子的赡养压力。

  但实际上，像潘文峰这样的父母并不多。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数据，截至５月３１日，我国１１００多万对符合单独两孩政策条件的夫妇中，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独夫妇仅有２７．１６万对，已批准的为２４．１３万对，占总量不到３％。

  生育意愿为何“高启低收”？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志刚认为，生育意愿的低转化率，一是“单独二胎”政策实施时间尚短；二是城市地区生育成本比较高，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压力较大，二胎生育率低是正常现象。

  “思想和传统观念，城乡和地域差异，也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造成生育意愿和实际选择的两极分化。”郭志刚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认为，总体上看，“４－２－２”的家庭结构比“４－２－１”家庭更合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无论是专家的分析，还是百姓的看法，“单独二胎”政策的利好显而易见，却为何让众多夫妇“望而生畏”？

  “经济成本高涨‘生不起’，职场竞争非常激烈‘不敢生’。”周孝正说，我国近年不断曝光的食药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让不少新生代父母为之忧心。

  周燕今年３２岁，是移居北京的技术人才，工作稳定。谈到自己为何不准备生二胎时，周燕说，现在养孩子，完全不是过去简单的吃饱穿暖。

  “生第一胎时，挂号、孕检等每个环节排队如长龙，医院收费都在５００元以上，多则上千，想起来都后怕。孩子出生后，一家人又处在选择进口还是国产奶粉的矛盾中。买进口的，房贷吃紧，买国产的，安全存疑。”周燕说，孩子上学了，又要为上补习班操劳，全家人围绕一个孩子转，太辛苦，“没有几十万，哪里敢要二胎？”

  潘文峰的妻子李雪红一开始也反对生二胎。她说，在生育第一胎前，自己就错过了两次非常好的就业机会，直接原因是单位倾向招收已生育女性，如要再次生育，可能面临同样的危机。

  郭志刚认为，房价高、就业压力大，使一部分年轻父母沦为“房奴”“卡奴”，生孩子后又成“孩奴”，虽说二胎政策放开，但在物价飞涨、竞争如此激烈的社会，年轻人依然吃不消。

  专家认为，由于生活上的压力带来的生育意愿的低下其实就是社会焦虑的体现，“生，还是不生”不仅是年轻人的选择问题，更是整个社会思考的人口发展难题。

  “政府和社会应该积极采取一定的措施改善住房、就业、劳动保障等多方面的问题。”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可达说，我国人口基数大，许多二胎孩子的出生会使相关需求增加，如果儿科医生、幼教师资不足就会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严重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政府应做好预案，提前应对。

  国家卫生计生委指出，尽管近期不可能会出现婴儿潮，但出生人口将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大中城市，妇幼服务资源比较紧张。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后，妇幼健康服务的数量、质量和服务资源的有效配置将面临挑战。

  专家建议，应从错峰生育、完善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的配置等多方面着手，应对马上就要来临的新增人口。

  在谈到社会福利时，周燕说，休假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她生完第一个孩子后需要母乳哺育，三个月的产假根本不够用，由于公司业务忙，还没等她休完就回去上班了，“像我这样的并不在少数。”

  “除经济成本外，生育成本还体现在时间成本、机会成本、精力成本等多方面。”郭志刚说，中国的生育水平多年来维持在１．５－１．６的水平，要将生育率提升到１．８－１．９的水平，要解决年轻家庭的后顾之忧，完善配套体系、捍卫职工休假权益等多重机制，社会应分担家庭的抚育成本。